不要轻看新一代的“躺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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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大纪元 作者: 秦晋

一段时间来,“主义”在中国颇为流行,宣示很简单直白的“六不主义”,即年轻人“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

有网络写手大概是担心这个新主义在大陆境内流传还不够,就广而告之,希望全世界都知道,遂将这个“”做了这样的注解:起源于,是一个群众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反对资本剥削,表现为以最低限度的劳动维持现有的生计或现状,降低消费,减少社会交往。

“躺平主义”也引起官方的不满和谴责,中国官媒斥之为“可耻”,指“躺平”不事生产的做法不利个人和国家发展,“认命可以,躺平不行”。

笔者看这是发生在现今中国的一个社会动向,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民众所采取的消极地对抗生存高压的无奈之举。奇事共观赏,疑义相与析。反应大体相似,但各有不同侧重。

西人朋友的反应是“非常有意思但又有点悲伤”。

知性才女的反应是“总结的不错,但反抗的不仅是资本剥削,还有权利压迫和盘剥带来的种种生存压力和艰辛,以及阶层板结、对社会资源难以访问所带来的无奈和绝望”。

认识中国国情者的反应是“如果再加上一句‘和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类似’,可能西方社会更能体会到,毕竟甘地的名气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西方受到支持和同情”。

印度朋友从中看到的是:“有意思,这很像圣雄甘地成功发起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非合作运动”。

细究一下,这个“躺平”在中国有其历史渊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通创始人就是一个躺平主义者,用他的话就是:“我们是打不到的,因为我们已经躺在了地上!”所以万润南扔掉铁饭碗,捧起了泥饭碗,到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开办四通,就是一种“躺平主义”在内心的驱动。

万润南要求当时的创业者,要么扔掉,到四通来“落草为寇”;要么离开四通,回去继续捧你的铁饭碗,两者只能选其一。当时四通所有的核心骨干都选择了“落草为寇”。他们是后来四通辉煌的奠基人。

万润南说他的“躺平主义”来源于更早二十年的侯宝林相声里的表演,当“打倒侯宝林”的口号响起,侯宝林便就地躺下了;说要给侯宝林戴高帽子,侯宝林立刻从身上取出自备的高帽子套在头上。万润南说从中受到启发,侯宝林属于“躺平主义”的祖师爷。以此类推,万润南就是“躺平主义”的祖师爹。

侯宝林这段相声没有看过,但是听过。我也比较欣赏“躺平”,在生活中常采用“躺平主义”来应对棘手的矛盾和冲突。

“躺平”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实际上赵紫阳也是个典型的“躺平主义”者。文革期间夺权,受到冲击,赵紫阳就把他掌握的省委大印集中一起拱手交给了造反派,很顺从地进入“牛棚”,平静地接受文革时代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双规。1989年学运爆发,在与邓小平的剧烈政治冲突面前,赵紫阳再次“躺平”,逆来顺受,让中国与那一波民主化浪潮失之交臂。

据我所知中国历史上更早的“躺平主义”者是三国时候的。司马懿装病,有刺客去刺探虚实。一天夜里,刺客来到司马懿的床前,挥刀就向司马懿的要害处砍去。司马懿临危不乱,继续“躺平”,反而躲过了劫难。以后耗死了曹操祖孙三代,高平陵之变一举拿下了曹魏江山,为以晋代魏铺平了道路。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渊明,被冠以“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更是将“躺平主义”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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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可小觑二十一世纪新一代的“躺平主义”,它也许可以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产生“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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