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病毒溯源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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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新闻

来源: 大纪元 作者: 凌晓辉

恐惧是指人们在面临某种危险情境,企图摆脱而又无能为力时所产生的担惊受怕的一种强烈压抑情绪体验。恐惧心理就是平常所说的“害怕”。

去年4月以来,政府一直都在呼吁进行独立调查,以便更好地了解是怎样从开始蔓延的,便于对目前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进行有效控制,也使将来能防止这样的再次出现。在当今这本就是一个善意、负责任的国家和政府应有的态度和责任,这一合理建议却引起了中共异乎寻常的过度反应,好似无意之中刺激了中共要命的“穴位”一般,着实引起了中共的恐惧。

澳大利亚要求进行调查的努力遭到了中共政权的强烈攻击,包括中共驻澳大使威胁贸易制裁以及中共媒体的辱骂。这种攻击、辱骂,以及中共政权随后出台的一项项以各种借口、毫无道理并直接损害双方利益的制裁措施都在按计划进行着。中共借此想让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国知道:谁再要求病毒溯源,中共将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制裁和打击。人们无法不联想到:中共政权对病毒溯源的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惧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原因。

一、对病毒溯源恐惧的原因

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之初,中共于一月二十日宣布“武汉不明”,二十三日便对这个拥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封城,这种举动让一直得不到疫情真实情况的中国民众和世界各国惊诧不已。舆论一致谴责中共隐瞒了疫情,特别是对于透露了真相的医生进行打压和禁声,以及对言论的严格管控。由于疫情被全面隐瞒,致使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影响最广、损失最严重的一次病毒大流行。

人类对于不同灾难、哪怕是人祸和战争,除了对肇事者的谴责外,人们出于善良和同情,对于受难者都是救助和支援。国际社会除了对中国进行大力支持和帮助外,更重要的就是找出病毒的起源,从根本上制止病毒的继续蔓延和再次爆发。

可是中共却违反常识地对于各种病毒溯源一概予以拒绝,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为什么?中共对于拥有病毒研究先进技术的西方世界,从“虚心学习”、培养研究人员、购买加偷窃技术和装备,突然对于他们的帮助和支持表现得如此的反感,难道这是中共病毒研究的正常态度和需要?特别是对于造成中国如此巨大灾难的情况下拒绝根本性援助和支持,如此斩钉截铁拒绝是中共一贯宣传的所谓“为人民服务”?恐怕连鬼都不会相信。

恐惧也会发生在人群与人群或物种与物种之间。共产主义自一个半世纪前来到人间以来就一直处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恐惧之中,中共作为一个群体,它的灵魂如同《宣言》第一句所写的就是一个幽灵魔鬼,在一直心惊胆战地牢牢控制着中国的同时,它只争朝夕地跑步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显得格外关键。中共所干的各种事情除了把人送往地狱之外,就是维护和歌颂共产政权。这个不属于人类的魔鬼最担心的是在人类社会待久了会被人识破,因此,它一直在加速毁灭和蚕食人类。

对中共哪怕有些许了解的人就会知道,中共在实现其全球野心的过程中,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不讲任何规则。1999年,两个中共将领在其军事著作中提出“超限战”,并将其总结为一套军事理论体系。超限战,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利益”,“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超越于一切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羁绊之上”。

超限战思想一直贯穿中共的军事实践。人们无疑会联想到由武汉爆发的中共病毒,会不会是中共实施超限战的一个部分?

按要求由法国技术建设的武汉P4实验室本应得到法国专家的监督,以免发生因泄露或其它原因发生事故,可是实验室建成不久中共的研究人员就摆脱了法国专家的监管,并与中共军方合作,这样武汉P4实验室正适合进行生化武器的研究。在中共病毒爆发后,这个实验室就立即由中共军方接管和控制,这无疑暴露了武汉P4实验室可能一直用于生化武器的研究。

二、编造谎言操控调查扰乱视听

恐惧的另一方面,会使人的知觉、记忆和思维过程发生障碍,失去对当前情景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使行为失调。

中共最高层对于武汉爆发的疫情一直是清楚的,虽然会有些措不及防,可是中共首先考虑的是政权的安全,直言不讳地告诫中共党员和干部,在处理疫情过程中,政治安全第一,绝不是人民的生命第一。因此才会出现让外界无法理喻的各种行为和举动,唯恐疫情的来源被受害者、本国人民和外界发现。致使其在国际上关于病毒溯源的要求表现得极其失态和不可理喻。

除了隐瞒疫情外,采取一切严厉手段进行打压、迫害,以阻止知情者走漏消息,编造各种谎言来掩盖事实真相,疫情中中共的许多数据无疑是编造的,这在一般百姓都看得出来。公民记者陈秋实的实地报导、方斌的录像以及随后的被消失就足以说明。

中共用尽全部的力量,以举国的宣传机器、大外宣,动员洗过脑的粉红们来掩盖疫情。同时编造病毒起源的谎言,尽管毫无根据,但是捕风捉影以达到扰乱视听的手段成为了中共的首选。

首先选择了中共最具权威的预防专家钟南山,于去年2月27日在广州的一次通气会上开始放风:“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发源在中国。”

这一句精心预谋和计划好的话任其在舆论哗然中飞行半个月后,去年的3月12日中共便以新换上来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其推特账户上的推文中说,美国缺乏透明度:“零号病人何时开始在美国出现?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由美国军队将这一流行病带到了武汉。要透明!公开您的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这一代表中共政府立场的表态引起了更大一波的舆论风浪,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直接把这次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相关阅读:“中国病毒”实为“中共病毒”】”,当然更为确切地应该叫“中共病毒”,因为外界都在质疑是否中共制造了病毒?

尽管中共一直想在中国人民中找替罪羊,但是实在是没有找到借口,病毒根本就不是从中共预谋的“南华海鲜市场”传出来的,这一预谋也于去年1月21日暴露,香港大学管轶教授被邀请到武汉后发现中共对市场做了手脚,病毒的源头都已经被销毁得干干净净!

中共的恐惧所引起的歇斯底里,反而暴露了中共病毒是源自实验室泄露的间接证据。由澳大利亚倡导的对中共病毒的溯源要求得到了世卫组织几乎所有成员国的赞同。从世卫成员国在2020年5月一致通过决议案,要求尽快调查疫情源头,距调查团成行已经过去8个月。

世界卫生组织1月18日召开执行委员会议,美国、欧盟及均强调赴中国病毒溯源非常重要,美国更公开指只有中共交出资讯才能成功。美国卫生部官员格瑞斯比(Garrett Grigsby)强调,只有在中共当局把手中资讯交出来的前提下,才有办法查出结果;这些资讯包括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案例的病毒基因定序、动物实验结果,可溯及2019年的实验及血清等研究内容,并让调查团能够接触医护、病患与实验人员。

中共代表并未正面回应是否会开放相关数据,只是称“停止科学之外的政治施压”。不过国际媒体的报导和众多证据表明,中共就一直在国内对病毒溯源的科学调查进行政治施压。

病毒来源的甩锅看起来都没有成功,但是在中共全球大外宣的推动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扰乱视听的作用。为了增强效果,中共动用了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开始散播各种病毒起源说。

中共做贼心虚的恐惧心理,又转移到阻止病毒溯源的实际操作中。在中共病毒爆发一年以后,世卫组织的专家团队获准进入了中国武汉调查病毒起源,尽管人们对这样的调查已经不抱希望,但结果却还是让人大跌眼镜。人们最担心的“病毒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问题,在拒绝提供原始病毒样本和资料的情况下,由中共御用专家提前准备的调查作为结果,写入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称:病毒“极不可能”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

3月31日凌晨,日本和美国等14国发表联合声明,对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中国进行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表示关切”。声明指出“调查的实施大幅延迟,未能获取完整的原始数据和样本”,质疑透明度和独立性。各国通过此举对中方应对施加牵制。这样的调查和结果就连一直帮中共隐瞒疫情真相的世卫总干事谭德塞都不敢苟同。

这一中共严格控制的病毒溯源结果,也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欺骗世界、危害人类的谎言宣传。

三、恐惧真相曝光不断更改病毒起源说辞

中共也知道病毒溯源的重要性、更知道病毒来源真相曝光后中共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的危机,早就动用了公安、卫生、林业、农业等各部门展开动物溯源;只不过,中共将病毒溯源的工作及其研究结果都作为机密、加以掩盖,显然是为了欺骗世界找理由,不愿让世界知晓真相。

2019年12月31日,中共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疫情资讯,并称病毒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当时中共武汉市和国家卫健委,先后多次对该市场进行调查和取样。其后,中共仅公布了华南海鲜市场的环境样本检出阳性这一结果,并未公布任何其它有助于病毒溯源的资讯。中共手上应该有病毒溯源的真实数据,包括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检测结果,但中共蓄意隐瞒,不愿或不敢公开。

中共对病毒起源的说辞,在过去一年中不断改变。

中共最初声称感染者的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其后,中共又称没有从华南市场野生动物身上验出病毒,显示华南市场不是疫情源头。

再后来,中共又曾先后指称新冠病毒是起源于意大利、美国、印度等等。最新的说辞是1月初中共外长王毅声称的“全球多地多点爆发”。

美联社去年底对新冠疫情的调查表明,中共和严格管控对新冠(中共)病毒溯源的研究,在阻止外界对病毒起源研究的同时,积极推广“病毒境外输入”的观点。

美联社获得了一份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的秘密通知,通知规定病毒起源的任何数据或研究的发表都必须得到批准。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大力宣传病毒来自境外、但无实据支撑的各种“理论”,例如中共体制内专家提出的病毒来自进口冷冻食品的说法。

四、中共的生存恐惧

恐惧是中共的常态,害怕失去政权,一切以中共掌控权力为前提。这个魔鬼自成立以来一直就陷入生存危机,在窃取中国政权之前都处于随时被消灭的危险。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指出: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它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八九年以后越来越接近现实。

因此,中共才会为了政权毫无底线地鼓噪“超限战”;遇到任何灾难,首要操作就是宣传中共的“伟光正”;特别是这次“中共病毒”导致的人类大灾难,当疫情在中国还是处于大流行期间,中共就一直在全力准备和编造材料,等到宣布疫情胜利时,有大量的宣传资料又一次为中共“鼓与呼”,一本本厚厚的《大国战役》被早早地印刷好等待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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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之所以“恐惧”,是因为它的邪恶目的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就中共恐惧中共病毒溯源而言,中共在病毒研究方面决不会是为中国人民考虑什么,否则,中共会以“病毒研究为人民造福”,早就把这个邪恶政权又重复地美化到天上去了;因此,中共一定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中共集整个政权的力量来阻止国际社会关于中共病毒溯源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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